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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衣行业资讯哪里看知古 从金融视角看南宋的灭

  南宋治理疆域大为缩小,加上与北方的战事更为频繁和激烈,造成财政难以为继的局面。为解决迫在眉睫的现实问题,南宋重启了在北宋就已经失败的纸币,使会子、钱引、关子等成为主币,又不尊重货币规律,加剧了经济状况的恶化。

  北宋靖康二年(1127年), 金人攻陷北宋都城东京(今河南开封),掳走宋徽宗、宋钦宗和皇室、大臣等3000余人,北宋灭亡。同年4月,宋徽宗的儿子赵构从济州南下,在应天府(今河南商丘)正式继皇帝位,改元建炎,建立南宋政权。次年,金人大举南下,宋高宗赵构一路南逃,过淮河、渡长江,最终定都于临安(今浙江杭州)。

  南宋疆域较北宋大为缩小, 西以大散关(今陕西宝鸡西南)和秦岭为界,东以淮河为界,不仅经济总量大为缩水,而且战争对经济的破坏程度更严重。南宋李心传在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称“民去本业,十室而九,其不耕之田,千里相望”。经济萎缩带来的直接后果是财政收入锐减,“渡江之初,东南岁入犹不满千万”。虽然以后的南宋各代皇帝都想尽办法发展经济、增加财政收入,但始终无法恢复到北宋超过一亿贯的财政峰值, 成为一个“穷财政”。

  财政收入在减少,但支出却迅猛增加。为了与金、蒙古争战,南宋不得不养着一支规模庞大的军队,其数字逐年攀升,以宋高宗绍兴年间为例,“绍兴十二年二十一万四千五百余人,二十三年二十五万四千五百四十人,三十年三十一万八千一百三十八人”。至第二任皇帝宋孝宗时,在籍兵员人数就已攀升到80万。南宋实行的是募兵制,养兵成本高昂。宋高宗绍兴三十二年(1162年),殿中侍御史吴芾指出:“大农每岁养兵之费十之九。”朱熹也指出:“今日财赋岁出以千百巨万计,而养兵之费十居八九。”

  从技术层面看,这样的财政体系已经崩溃了,靠传统增收节支的手段已难以为继。为此,有人想到通过币制改革的办法增加收入,但北宋末年滥铸“大钱”造成的恶果犹在昨天,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朝廷起初持慎重态度。不久,又有人建议借鉴北宋发行交子、钱引的做法发行纸币,并于绍兴六年(1136年)尝试发行交子。交子始创于北宋,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。作为一项金融创新,交子有一定技术含量,但北宋未能遵循信用货币的规律,将交子变成“提款机”,导致失败。南宋重启交子,等于把这头难以驾驭的老虎从笼子里放出来,自然也引起激烈反对,绍兴六年的这次尝试只发行150万贯就终止了。

  但发行纸币所带来的“好处” 一直诱惑着南宋君臣,而南渡后出现的“铜钱荒”以及铜材匮乏等也使民间对纸币有着巨大需求。在沉寂20多年后,绍兴三十一年(1161年)南宋成立会子务,发行新纸币会子,分1贯、2贯、3贯3种面值在东南各路流通。其后,南宋还发行过钱引、关子,加上初期试行的交子,至少发行过4种纸币,且发行量越来越大、使用范围越来越广。

  以会子为例,宋孝宗淳熙年间(1174年-1189年)仅发行了2400万贯,到宋理宗淳祐六年(1246年)就激增至6.5亿贯。再以钱引为例,淳祐年间同样进入发行高峰,淳佑三年(1243年)之后的12年中共发行了12.6亿贯。北宋虽有交子、钱引,但币制结构仍以铜钱为主,纸币仅充当辅币;到南宋时纸币成了主币,铜钱、铁钱反倒成为辅币。

  交子最早出现在宋仁宗天圣元年(1023年),至会子出现已过去了近一个半世纪,期间人们对纸币的特性与规律也进行了许多理论探讨和实践,为防止“恶虎伤人”,也想出不少办法,如预备钞本、按界发行等。北宋末年,周行己提出交子之弊在于朝廷“不以钱收之”,导致流通中的纸币数量太多,要保证正常流通,须“以所收大钱,桩留诸路,若京师以称之则交钞为有实,而可信于人,可行于天下”。这种思想被称为“称提论”。

  南宋发行会子前,参知政事沈该进一步提出:“官中常有钱百万缗,如交子价减,即官用钱自买,方得无弊。”也就是朝廷在发行纸币前不仅要预备好充足的金属币等准备金,而且当纸币贬值时要用准备金对纸币进行回购,从而保持纸币的购买力。除货币回笼外,分界发行、限定每界发行量、界满以新换旧、可用纸币纳税等也都被视为“称提”的重要措施。

  因为金属币不足,之后又出现“阴助称提”,也就是用各种实物及茶盐钞引、官诏度牒等来收兑流通中过多的纸币,以达到纸币总量平衡。比如,宋高宗曾下诏:“正以客旅算请茶、盐、香、矾等,岁以一千万贯,可以阴助称提,不独恃见钱以为本,又非全仰会子以佐国用也。”宋孝宗曾下诏:“将请算茶、盐、矾钞引,权许收换第一界,自后每界收换如之。”

  应该说,措施还是不少的,能想到的都想到了,但实施的效果却不佳。主要原因是“称提”产生的有限效力远远跟不上纸币发行的速度,一些“称提”措施逐渐难以为继。如按界发行、3年一界、界满兑换的措施,执行一段时间后就因为回购能力不足而无法将上一界纸币收回销毁,造成各界纸币混用的情况。后来有人想出用新一界纸币折换上一界,但又不能保证1:1折换,而是1:2甚至1:5,严重打击了纸币的信誉,加剧了纸币的贬值。

  南宋末年贾似道当国,面对“称提无策”的局面,又提出发行关子。宋高宗时在婺州(治今浙江金华)屯兵,因水路不通,运钱不方便,就在婺州发行关子,凭关子可在杭州等地兑换现钱或茶、盐、香货钞引,每1000钱贴水10钱,相当于手续费。贾似道发行的关子则不同,是完全按照会子的方式发行的,是以一种纸币代替另一种纸币,结果未能挽回纸币的信誉,反而进一步增加了纸币总量。

  会子、钱引、关子等几头失控的“猛虎”横冲直撞,打乱了正常的金融秩序和经济秩序,最直观的后果就是物价飞涨。北宋中期天圣八年(1030年),范仲淹在一封书信中说:“窃以中田一亩,取粟不过一斛。中稔之秋,一斛所售不过三百钱。”那时一石米的价格约在300至400文之间,这个水平徘徊了很长时间。到南宋嘉定元年(1208年),米价已大涨到每石10贯,淮南地区达20贯;端平元年(1234年),每石米涨到60至70贯;嘉熙元年(1237年),每石米涨到180贯。

  购买力下降,造成会子等纸币严重贬值。嘉熙四年(1240年)南宋第18 界会子发行时,每贯在市面上的实际价值已经在200文以下了,到这界会子废止时仅值50文。每贯本应为1000文,但宋代“以七十七钱为百”,所以每贯的面值实为770文, 此时会子残值已只剩下6.49%。时人方回在《论贾似道十罪可斩书》中称: “十八界二百不足以贸一草屦。”

  物价狂涨,纸币贬值,纸币的信誉越来越差,在民间逐渐不受欢迎。南宋大臣李曾伯在《可斋续稿》中指出:“市井视之,粪土不如,朝廷宝货,自轻太甚。”拿着会子、钱引等纸币甚至买不到东西,《宋史黄畴若传》记载:“自军兴费广,朝廷给会子数多,至是折阅日甚。朝论颇严称提,民愈不售,郡县科配,民皆闭门牢避, 行旅持券终日有不获一钱一物者。”

  北宋时发明了纸币,效果并不好,南宋的统治者对这一点应该是清楚的。南宋文学家洪迈在 《容斋三笔》中讲道,宋孝宗对会子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其实十分清楚,曾说:“朕以会子之故,几乎十年睡不着。”既然如此,为什么还要重启纸币、甚至还患了“纸币依赖症”呢?

  原因恐怕还是在恶化的形势上。军事失利造成经济衰退,被军事投入和经济衰退所挤压,财政入不敷出,虽然进行了一些改革,但无法从根本上改变经济和财政上的困境,只好再次将发行纸币当成解决问题的手段。

  纸币作为信用货币,应当以方便交易、减少交易成本为发行目的,而不是增加收入。南宋的“纸币改革”表面看解决了一时之需,却使问题一步步复杂化、恶化,最终发展到推行任何措施都无法走出困境的程度。这种饮鸩止渴、抱薪救火的做法,正是导致南宋灭亡的一个深层次原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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